能采取有效的解决措施。勃列日涅夫时代遗留下来的种种特权，大都被保留了下来。其结果是：随着经济领域自由化改革的深入，官僚特权阶层利用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机会，而且又缺乏有效监督的优势，迅速将自己手中的管理权置换成经营权，使自己从国家财富的管理者，纷纷蜕变为国家财富的占有者。所谓“改革”，实际上成了特权阶层抢夺国家财富的一场竞赛。改革前谁是管理者，改革后谁就成了占有者和所有者。”叶老四说的不胜唏嘘，感慨万千，他抬眼看向贺军尧，无声地说了声，‘咱们呢？’

“ 治国先治吏。”贺军尧手中的茶一口而尽。

““治国先治吏”。我国自先秦时期起，所有明智的政治家，都十分重视对各级官吏的严格要求和管理。 查阅历代纪元表，桓公二年，即是公元前710年。屈指算来，距今已然2721年了。在那个遥远的年代，我国古代的政治家，就提出了如此振聋发聩的伟大思想，怎能不让我们这些炎黄子孙感到由衷的钦佩和自豪！这个光辉的思想，影响了由古至今一代代的政治家。从正面来说，这个思想，是所有志存高远、雄才大略的明君贤相，恪守不渝而又行之有效的治国方略；是中华民族文明史上，每一个太平盛世的铺垫基石。

从反面来看，我国历史上，每一个积贫积弱、乱象丛生、腐败溃烂的朝代，又无不是违背了这个思想所酿成的苦果。国家之兴衰治乱，原因多种多样，千差万别，但追根溯源，九九归一，根子大都出在“吏治”上。从这个思想共识出发，以治国安民为己任的政治家们，自然就领悟并推导出了“治国先治吏”的治国方略。

被史家誉为“西汉中兴之帝”的汉宣帝，在总结自己的治国经验时，曾经深有感触地说：“吏不廉平，则治道衰也。”。明末清初的思想家、政论家，与王夫之、黄宗羲、顾炎武并称为“四大著名启蒙思想家”的唐甄，在他的名著《潜书》中写道：“天下难治，人皆以为民难治也，而不知难治者，非民也，官也。”

这自然是观察了多少个朝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而得出的结论。吏治清廉，则国泰民安；吏治腐败，则国破家亡。披览史籍，悠悠五千年文明史，正反两方面的实例，俯拾皆是，不胜枚举也。古语云：“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。”回首历史，我们完全可以说：国家之兴衰治乱，“成也吏治，败也吏治。”叶老四洋洋洒洒一通长篇大论，发泄心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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